去现场｜朱鹏景：地方新闻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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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杨一
本集《去现场》的嘉宾朱鹏景是《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他入行以来大多数时间都常驻广东珠海。这集节目想要揭开的好奇心很简单：一个常驻地方的记者是如何工作的，又会经历什么。同时作为同龄人的鹏景，与我一样在传统媒体中经历了过去十年间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通过媒体内的新媒体创业，他又观察到了什么。
01 从“新闻八股”练起
朱鹏景：我现在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广东珠海常驻，简单地说是关注地方新闻。随着现在媒体本身的发展，我们平时也会做直播、做视频。因为《南方都市报》被叫做“中国一流的智库型媒体”，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些智库报告。
杨一：《南方都市报》在做地方新闻的时候，它一般的风格或者是它操作的方式大概都是什么样子，跟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民生新闻有什么不一样吗？
朱鹏景：绝大部分时候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可能真的就在于监督性报道这一块，因为监督性报道现在在整个舆论场中是非常稀缺的。调查型报道几乎就没有，或者是少得可怜。而且现在很多时候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调查报道，反而是一些自媒体发出来的。
为什么说《南都》大部分时候跟别的都市报没有区别，是因为你该跑会还是跑会，该跑条线还是跑条线，该发重要新闻的还是要发。只是说我们可能会比其他的媒体多发一点点，我们会多一点点舆论监督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也不大。
杨一：这个工作你已经做了多久了？
朱鹏景：2012年10月份来到这里。当时我们珠海站的负责人，很希望有一个年轻的男性力量加入。我刚来的时候是一个不会写新闻的人。因为原来我没有在日报或者都市报这一类的媒体待过。
杨一：最早的时候，你去写的这种800字的新闻大概都是什么类型的事情？
朱鹏景：有很多，比如一些劳资纠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警察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被骗了钱。
杨一：警察被骗了？
朱鹏景：对，我当时就写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自己写得荡气回肠、曲折离奇，然后领导看过之后说，写的啥、看不懂、太复杂了，回去给我改成800字。
杨一：他要你写的是什么？是标准的吗？
朱鹏景：是通讯，标准的标题、标准的导语、标准的结构。我现在来带实习生的话，我就跟他们说这是叫“新闻八股”，你平时写稿就按“八股”的格式来，你不要想着有太多突破。
杨一：但如果你平常采访的话，那种小稿子会牵涉你很多精力吗？比如说你是不是也需要去现场，然后搞半天，最后就出了一个800字的东西。
朱鹏景：大部分稿子都是要去现场的，但是随着阅历的提升，可能有一些通过电话就能解决了。早期的时候我基本都是要去现场，即使不需要现场的话，我至少也要跟当事人面对面聊。现在的话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我觉得打电话就够了。
杨一：后来你也写了很多那种比较长的一些监督调查报道，你到珠海隔了多久之后才开始接触到那些东西？
朱鹏景：我一来就有那种东西，当时是叫《珠海读本》，它有一个特点是每周一发深度报道、发调查新闻。调查报道是常设版面，密度太高了，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伪调查，我们会写一些专题性的东西，但它不是监督，但看起来像调查。
杨一：写成像调查，但其实就是长稿子。
朱鹏景：对，一个长稿的专题，比如说我们分析珠海的高等教育未来怎么发展，类似这种有点小专题性的。
杨一：所以你接触到的选题范围还是比较杂的。
朱鹏景：非常杂，因为所有的新记者都是从“突发”干起的。我们那个时候报社的新闻热线会直接呼叫转接到记者的手机上，所以我经常半夜两三点接电话。
杨一：当时这种电话接起来你们要怎么处理呢？
朱鹏景：我印象很深刻，是有天凌晨三点接了个电话，说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我马上爬起来打个车去现场了。不过有一些电话也是非常奇怪的，打电话来跟你聊天，有点像心理咨询热线。所以早期的这段经历其实挺诡异的。
杨一：很多读者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些城市社会新闻，看起来属于“鸡零狗碎”的事情，但也都是需要记者去把它写出来的。如果记者不去现场看一下、采访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东西也没有。但反过来很多时候是需要记者到现场，了解完了之后才去判断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复杂程度怎么样。所以是不是经常会有很多浪费在这个上面？
朱鹏景：其实也不大会，因为早期我们版面特别多，一个新闻没有太大价值，你可以写短一点，写成豆腐块也行。现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了，因为现在我觉得一个工作两年以上的记者就应该能够判断出一个新闻有没有落脚点，有没有价值。
我经常锻炼实习生，让他们改通稿。我说改通稿不是为了让你把这个稿子改得多漂亮，我是为了让你知道如何在一堆很枯燥的文字里面找到新闻点，你要能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叫“新闻敏感度”或者“新闻判断”的训练。
杨一：你平常参与比较多的新闻，一个是接电话然后去现场，然后另外也要去政府的一些部门参加一些会议。
朱鹏景：对，这个也是一开始工作就有的。因为这么多政府部门，它是按线口分配到每个记者的，我一开始应该是法院、检察院，然后城管、工商、教育。法院那块曾经有一段“黄金期”就会出非常多的猛料。
杨一：黄金期是指什么？
朱鹏景：有几年应该是广东省高院对下面各个地市的法院有一个新闻量的考核排名。下面的这些中院或者一些基层法院就特别重视宣传，就希望媒体发稿，那想要让媒体发稿就要给它“喂料”。因为普通“料”我们也看不上，它就会选很多，要么是大案要案，要么是一些很狗血的案例。大家就有了一个竞争的氛围。但在我从业这么多年中，其实我觉得大概有2/3是属于常态的，这个系统是不怎么跟媒体是打交道的。
其实政法是很不喜欢媒体介入的，因为法院可能会说案件还在审判之中，还没有定论，媒体的介入会干扰司法，审判完了之后，重要的案件会发通告，不用媒体去操心。
02 耿耿于怀的一次报道
杨一：你后来做的那些调查性的报道当中，有什么事你现在觉得印象比较深，可以拿出来讲一讲的。
朱鹏景：可能对我职业生涯影响比较深的是一个幼女强奸案。
杨一：那是大概哪一年的事情？
朱鹏景：2015年左右，还是挺久的。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我当时没做好。
当时是一个母亲，一个家长给我们打电话，说她的孩子在读初一，结果发现怀孕了。然后家里面就开始追查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家是外来打工的，住在珠海一个很破旧的城中村里面，也没有钱请律师。这个家长一开始都不知道要报案，最后是找到了珠海这边的一个妇联下属的保护妇女儿童的机构，通过这个部门的协助，然后报案，警方再介入调查。最后人是抓到了的，强奸的人是孩子父亲的一个酒友。那个人跟这个女孩也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保持了可能一两年。
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稿，第一个是我也比较年轻，第二个是因为这种话题很敏感，人家小女孩我也很难去问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要怎么能保护到当事人，又能让这篇稿子起到一定的效果，这篇报道给我出了很多难题。
我记得后来这个案子应该是被央视的《今日说法》转载了，有一期节目就拿我的稿子做了蓝本。但我觉得那篇稿子本身是没有掀起太大反响的，我觉得跟当时的编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南都早期的时候一直是编辑主导制，一个稿子它最后呈现出的是什么样子，编辑有决定权的，编辑是可以大刀阔斧地改这个稿子的，而记者是没有太多的空间来抗议的。当时我的稿子其实被编辑改得还是挺厉害的。我记得当时那个标题是改成了“花季劫”，整个都非常隐晦。
杨一：就是说你本来是想把这个东西写成一个长调查吗？
朱鹏景：对，因为这个案子中的家属之所以一直想让媒体介入，是因为两方原因：第一方原因是她觉得我的女儿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受这么大的侵害，施暴人应该赔偿，而她们家里没有拿到赔偿；第二个是施暴者应该付出代价，最起码要判刑，最后应该是获刑6年半。家属觉得这个处罚是不是太低了？
其实这个案子我前后跟了很久，因为我一开始想的这篇稿子至少要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要设定保护初中小学女孩的一个社会议题。我一开始有这种野心，但最后其实是完全没有做到。
我跟她们家庭打交道打了很久，可能大家一起连续接触了一个多月，我会经常去她们家，至少先成为了一个值得她们信任的人。
杨一：你最早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
朱鹏景：就是电话爆料。
杨一：所以是从孩子家长发现那个女孩怀孕之后就来打电话，然后跟着她们家走了全程吗？
朱鹏景：我跟着，但是我没有介入，我唯一介入的可能是我对她们家提供一点经济资助，但这是我个人掏钱，因为她们家确实太穷了，就给了她们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拿来买米买油。
杨一：当时那篇稿子是大概哪个阶段发表的？
朱鹏景：一共是出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判决前，第二次判决后，核心的一篇是在判决前。但是这个事情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接触了这样一个家庭，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最后的处理结果，不管是当事人还是我们一个旁观人都是觉得很无力的。
03 报道的动力与压力
杨一：有没有什么在稿子发出来之后，或是发的过程中遇到的压力？
朱鹏景：这里我想讲一个案例，一个很小的报道。当时珠海这边有一个“小网红”，然后他当时就跟珠海这边的一个部门较起了劲。因为他在小区里面推他自己的一个电动车，然后那个车被扣了。珠海是一个很早就“禁摩禁电”的城市，就是说你骑电动车上街是违法的，你骑摩托车上街也是违法的。
他当时就较这个真，就是说首先你凭什么证明我是在骑这个车？其次我在小区里面，我没有在公共道路上面，你能不能扣。他就去打官司起诉，我忘了是调解还是胜诉了，反正最后是把这个车还给他了。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今天取这个车，你跟我们一起见证一下，我就去了。
我去了现场，我也没有说我是记者，我就跟着看，然后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他取得他的车，但是车里面核心的零部件——电池没有了，然后在现场谈，最后就说这样，比如车是2000块钱，给你折算一下电池赔你1000块钱行不行？然后他说可以，他当时很激动就说朱记者帮我们记录一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我来收他的钱。我就见证了那一刻，就是他们在那边把钱赔给他。
回去之后我就写这个稿子，车被收了，取车的时候电池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快发稿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过去说我要采访一下，就是电池去哪儿了。然后他们就说这个稿子你不要发了。我说我请示一下领导，然后我就听到我领导的电话一直在响，但他都没接过，当时这个印象很深刻。
杨一：所以现在实际上你们刚入行写的那种豆腐块式的社会新闻还在吗？
朱鹏景：没有了，以前传统媒体的那一套评价机制也不一样了，就是稿量、好稿量，算工分什么的都没有了。
04 报纸上的民生新闻从来都是“流量”
杨一：你们是一个省级媒体在地方的记者站。然后珠海其实也有很多本地的媒体，比如《珠海特区报》等等，其实你们每天关注的新闻是一样的，那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朱鹏景：早期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竞争关系，就体现在一个比较好的线索，然后本地的媒体报了，我们的领导就会比较生气，你看他们都报了，你们干嘛去了？但是大家私下的话，其实国内媒体都是一样的，同行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很好的。
现在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竞争关系的，可能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比如同一个客户，他只有100万的广告投放给谁，谁多谁少，这里面可能有一点是经营层面的竞争。但是新闻层面的竞争我觉得已经不存在了。
杨一：但因为你是省报的派驻过来的记者，你去采访现场，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朱鹏景：早期的时候还是很热闹的，出现一个突发，基本上所有的媒体都在现场。大家在现场关注的点都是一样的，可能见报的点会有一点不一样，可能是涉及到对本地的一些批评，那么本地媒体会柔和很多，或者会把那块给删掉，但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杨一：你现在有没有印象，大概从哪一年之后基本上不太会有好多媒体扎堆去跑突发了。
朱鹏景：哪一年我不好说，反正近几年已经完全没有了。
杨一：你觉得是哪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是爆料本身变少了，还是媒体渠道的更新，不太需要这种新闻了，还是记者人手变少了不可能每个事情都去关心了？
朱鹏景：你说的这些真的都有，但是我觉得核心的话肯定还是两个导向，第一个是大的舆论环境导向，第二个是市场导向。
杨一：就是有没有人看这种新闻。
朱鹏景：对，报纸这种东西，它卖的是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它的公信力，第二个东西是它的流量。原来为什么大家喜欢发这些民生新闻，为什么南方都市报最开始被叫做“黄色小报”。
杨一：对，中国的都市报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跟现在公众号中的很多大号是一样的。不过都市报的风格也在变，到零几年的时候，可能环境稍微宽松一点，它也开始往严肃的东西里面去做。
朱鹏景：因为中国的都市报和晚报它诞生的目的是为了占据市场的流量，然后通过流量用广告变现来养活当时已经很困难的日报，这是它的历史使命。
杨一：实际上这种民生新闻或是社会新闻，也不完全都是那种大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原来在实习的时候就跟过很多特别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邻里纠纷。这种新闻现在你们还在做吗？
朱鹏景：不大做了，但也在做。
05 报纸上的内容有一半甚至更多是“垃圾”
杨一：我有一个很想了解的事情是，你在一个传统媒体的内部做一个公众号和做自媒体，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朱鹏景：你做自媒体的话，你始终是一种经营形态，你始终会想这个东西怎么长粉，到后来怎么变现。你始终是冲着变现这个目的去的。如果做自媒体一开始就是冲着做新闻去，我觉得你肯定干不长。而且新闻是依附于持证机构的，不会依附于个人。当时我们在机构里面，还是以新闻的形态做这个东西。
杨一：对你个人来讲，因为你之前的从业经历都是传统纸媒，你后来又去做了新媒体。你自己感觉，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虽然可能关注的都是本地新闻。
朱鹏景：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流量。报纸是没有流量概念的，报纸上什么新闻重要，什么新闻可能阅读的人多是编辑决定的，编辑决定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但是在微信公众号上就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看内容的好坏了，有时候编辑会判断失误，把一条好内容放在二条、三条，你会发现它二条的点击量远远超过头条，这就能知道我对这个新闻的判断失误了。
正是因为这种导向，所以才导致了自媒体标题党的泛滥。它是不断地测试出来的，大家慢慢摸索，发现读者爱看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现在算法很像，只不过说我们是慢慢的算法，在你心里面慢慢累积。而机器，它就是这样的，你爱看什么我就报什么。
杨一：对你来讲，这个角色的转变是一个很顺的过程还是你自己也调整了很多？
朱鹏景：其实我们不叫调整，我们叫学习。那个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自媒体做得比较成功的人写的书出来了，我们也会去看，到处学习，我们每天就在网上观察，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找一个平台看一下今天全网哪些文章最火，我们那个时候只能用人工的形式，就是刷朋友圈，然后大概评议一下哪个稿子在刷屏，大家分析为什么会刷屏，尤其是标题，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非常重视标题了，每一天我们都会讨论很久的标题。
我记得有一年年终，我去做标题分享，我当时收集了当年最火的1000篇微信文章，然后去找了一个网站做语义分析，看看它的高频词构成。
杨一：我看到你们前两天发的一个新闻标题也是，前面讲了一句话，然后“原因竟然是…”。
朱鹏景：这东西现在太low了，已经是好多人玩剩下的，现在再用这种东西的人，我觉得应该回炉学习了。
杨一：但是我自己平常在手机上看到很多App推送的标题，确实还是这个套路。就是说虽然大家在吐槽这个东西，但还是经不起诱惑。
因为你前面介绍自己的时候，你有讲过你最早是做纸媒的记者，到后来公众号，然后做视频，现在也做一些偏智库类的东西。你跟我认识的很多其它媒体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很多媒体人的转型或是接触的一些新鲜东西，其实是在离开媒体之后，比如做自媒体或是单独去创业才接触到的。然后因为媒体本身转变的速度很慢，所以他其实是通过离开媒体来获得新的经验的。但因为你人一直都在《南方都市报》里，你现在掌握的这些经验全都是在体制里学到的。
朱鹏景：首先我觉得大家学到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真东西。体制内的好处是你干这个活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毕竟还是一份工作，你干得再差还是有人给你发工资，你干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奖励。坏处就是你会被体制伤害。说实话，我们就是被体制伤害过，比如说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微博也没有了，这个就不是被腾讯关掉了，这个是上面做出的决定说不做了。
这个东西是我辛苦养大的一个孩子，突然就没有了，我就会很伤心。这东西始终不属于你，但自媒体的话，这个东西的归属感是非常强的。
杨一：当你现在做了很多新媒体或者融媒体之后，你获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当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原来在纯传统媒体做的那些事情，比如采编，甚至包括你以前对于新闻行业的理解，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朱鹏景：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一直以来就持这个观点，就是报纸上的内容可能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都是垃圾。
杨一：你是说原来印在纸上的那种。是因为它原来是有填版面的需求吗？
朱鹏景：对，现在其实也有。《南都》现在少是因为它根本不想出报纸了。它把空间压缩了，不需要你填了。
如果现在让你编一个公众号，你报纸上有多少内容你愿意放进这个公众号？公众号是以流量为考核的，有多少内容是你自己愿意放上去的，你拿这个来考核，你就知道你每天创造多少垃圾了。
我现在教育实习生，我始终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作者，始终要把自己当读者，你自己作为读者你都不愿意看，你都对它不感兴趣，你凭什么认为你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就要感兴趣呢？
杨一：你当时在做记者的时候有这种意识吗，还是说是因为你做了公众号才培养起来的？
朱鹏景：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但我一开始确实能力不够，我一开始是不会写稿的，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我的优势在于学东西学得很快。
06 偶然办了一本《常识》
杨一：邹思聪之前上过节目，你是他的学长。他上次提到过你们当时在学校创办了《常识》。所以你是对新闻传媒这些事情有很大的热情吗，还是说它只是个偶然出来的产品？
扫码关注《常识》
朱鹏景：其实真不是偶然。首先因为我在高中年代就是一个特别爱写评论的人，上大学之前我还接受过我们当地一个叫《楚天都市报》的采访，我是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说可能也想做记者做媒体。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种子，它早就在那里了。
但当时在四川大学办《常识》是偶然的，其实有两个缘由，第一个是我特别爱看评论，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栏目叫“方舟评论”，我可喜欢看了。然后《南方都市报》有两个评论版面一个叫“个论”，一个叫“纵论”，我也特别喜欢看。我觉得评论写得酣畅淋漓得太有意思了，我就经常去模仿那些手法。一开始就在学校里面的报纸去投稿。人家的反馈是写得很好，但我们不能采用，因为这个方向不对，你不能批评。
所以后来我就想反正你们也发不了，我自己办一个。当时别的很多学校也会有模仿《南方周末》之类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模仿了一下。
邹思聪进来是挺晚的事情了，他是真正一进来就要做新闻的，我可能还有一点文学梦，我还写了一些现代诗。我当时了解他是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大学院叫文学新闻学院，我是文学，他是新闻学院。当时邹思聪自己办了一个杂志，自己一个人没有团队。后来他的杂志黄了就进了我们团队。
杨一：那个时候你们杂志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固定的分工吗？
朱鹏景：杂志已经算是基本定型了。
杨一：你们当时出刊的周期是多少？
朱鹏景：一学期一本。
杨一：《常识》的舆论阵地，后来也发生了很多转移吗？可能最早做电子版，后来也做公众号什么的？
朱鹏景：我在的时候还没有公众号，那个时候就是用人人网。
杨一：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影响力在变大？然后你觉得你做这个东西的价值什么？
朱鹏景：最开始那一期的时候，曲畅，后来去了《中国青年报》，他和他们班一个同学去了都江堰，做了一个范美忠的专访。
杨一：范跑跑。
朱鹏景：对，但我们现在叫他的名字。当时那个标题叫《范美忠，我的这两年》
谈他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对2008年这个事情的一个反思。那篇稿子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他本人好像也把稿子传到天涯上去了。稿子的尺度非常大，如果是现在，像我们接受过社会这么多年摧残的人，可能会删很多东西才会放上去。当年就没有这种概念，觉得尺度越大越好。
然后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可以说是真的起点很高，起点高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定了个栏目是“名人专访”，我们当时有个口号，就是“四川的名人一个不放过，路过四川来讲座的名人尽量不放过。”
所以基本上川大的一些网红老师我们全做过采访，然后周边的比如范美忠、冉云飞、宋石男，我们也都采访过。
杨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淡出《常识》的日常工作？
朱鹏景：其实是快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做完最后一期，然后大家就有争论，就是说我快毕业了，这个杂志到底应该怎么办？一部分人认为干脆带出去，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就写什么地方，反正我们团队的所有人肯定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我们还是可以写一份有关全国各地的，办个公众号大家一起写一写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想一想其实也很难说，因为写作是一个非常耗精力的东西，如果你的工作领域不在这一块的话，你就可能很难抽出时间真正沉下心来写。因为新闻写作跟文学写作区别很大，文学写作可以坐在房间里面空想，新闻写作需要你出去走，出去聊，是一个“去现场”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观点的是把它留在学校里，我当时是持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是负责人，所以最后就把它留在学校了。我办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野心，就是这个以后可以来招生，我说希望如果有个高中生以后想学新闻，他在选各个学校的时候会发现川大有本杂志叫《常识》。后来有个惊奇的事情就是，我毕业之后过了好几年，就有主编跟我说，他们今年招了一些人，好几个人都说，之所以想来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看到了这本杂志。
07 “裸退”是《常识》的传统
杨一：《常识》到现在办了十年了。
朱鹏景：我刚回去参加了我们十周年的聚会，因为现在是12月份了，下个月就是第11年了。
杨一：而且我觉得借助新媒体，我其实觉得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校园这种概念。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这本杂志，你会怎么看待它呢？
朱鹏景：目前，我的身份就是它的一个普通读者。刚毕业那两年，我有时候还喜欢去公众号里面留个言，我说这个文章不应该这么写，我后来觉得我这个人也太讨厌了，人家爱怎么写关我什么事。
后来我也跟邹思聪说，我们一定要高风亮节，等你们退的时候也一定要“裸退”。所以这也是《常识》的一个传统，就是退了之后就要是一个很纯粹的读者，你可以关心它，但不要干预它。
我毕业之前有接受过成都另外一家媒体的采访，当时有一篇稿子叫《〈常识〉杂志：一群理想青年的发声练习》
我一直觉得这篇稿子的定位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其实就是青年的表达欲望，但现在被禁锢得太多了，《常识》本身只是一个平台。我们《常识》的定位其实也经过很多的更改，现在用的还是当年我最后修改的一个版本，我们是“四川大学大学生自办新闻实践平台”。
其实你看《常识》的Logo下面是有五大关键词的，里面有个关键词叫“批判”，当时大家争议很大，尤其是新闻系的同学认为你怎么一开始就定位你自己批判的，你先入为主，一点都不客观，一点都不专业主义。
常识过刊合影
然后我们就很高傲地说，我们就是要批判了，我们就是要永远愤怒。但是后期我就转变了，把这个词拿掉了。
早期的几年，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东西的变化是跟团队的成长互相呼应的。我觉得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们毕业之后到后面也七八年了，后面这么多代川大的学生在做，这些基本的东西一直没有改过了，就包括它的关键词，包括它的定位一直没有改过。
08 我想看严肃的东西就不给我推了
朱鹏景：说到媒体人的状态。我觉得我们最近这十年，其实是被新媒体深度改变传媒形态的十年。在这10年之中，任何一个在传统媒体里面一直呆着的人，内心肯定都会很挣扎。
杨一：我的感觉是你还挺想学新东西的，因为我是真的见过那种，到现在还停留在传统媒体的荣光里的人，他对于所有新的东西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朱鹏景：我觉得我虽然在不断地学，但我的步子还是比较慢的。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我迄今为止还不肯下载抖音和快手这两个软件。我知道这两个软件已经主流了，但我就是不肯下载它了，我宁愿在今日头条里面刷一刷抖音，我也不愿意下载那个叫“抖音”的APP。你说你要做短视频，你怎么能不去下这个软件？可能我跟很多传统媒体人一样，就是当年微信我们是第一批，微博可能是第一批，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算法时代，我就不愿意做第一批人，觉得好傻，我就看见两张美女图它怎么就天天给我推美女，我想看严肃的东西就是不给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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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现场》是播客与数字音频企业JustPod的一档原创播客，关注与媒体相关的人和事，也尝试从媒体与传播的角度观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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